这句话背后，是一项出人意料的人事安排。此时人民解放军仍在向全国进军，太原刚刚解放，罗瑞卿原本已经做好西进准备，准备随第十九兵团前往大西北。他熟悉战场，也习惯了带兵作战，突然被调去筹建公安机关，心里确实没有底。 周恩先与他谈过一次。罗瑞卿直截了当地说，自己还是想去西北打仗，公安工作不如交给李克农。周恩来没有同意，只说中央已经作出分工，李克农另有任务，公安部长的人选已经确定。 罗瑞卿的顾虑并非推辞责任。红军时期，李克农长期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，经验丰富，在罗瑞卿看来，让熟悉这项工作的人主持公安事务更稳妥。可是新中国即将建立，公安机关承担的任务远不只是秘密保卫，还包括社会治安、边防管理、政权安全和城市秩序，必须选一名能够统筹全局的干部。 毛泽东见到罗瑞卿后，没有绕弯子，直接问道：“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，大家都去打仗，谁来做建设工作？”罗瑞卿听完，便没有继续争辩。后来他向部队告别时说，自己很想继续随大军向西北、西南前进，但党把公安工作交给他，就一定把这件事做好。 罗瑞卿并不是完全没有公安经验。1933年前后，他曾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，后来还参与过西安事变期间的保卫工作。长期革命斗争中，他对保卫对象、情报甄别和内部管理有过实际接触。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中的，正是他的谨慎、果断以及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。 1949年7月6日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下设公安部，罗瑞卿被任命为部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公安部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。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套现成机构，而是一副刚刚搭起的骨架。 公安部最初设在北平英国兵营旧址。周恩来指示，以华北社会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力量为基础组建机构，公安部逐步形成六局一厅的架构，分别承担政治保卫、经济保卫、治安行政、边防、武装保卫、人事和办公事务。 架子有了，干部却远远不够。 特别是在西北、西南和华南地区，中下级公安干部十分缺乏。罗瑞卿向毛泽东、周恩来以及聂荣臻报告，提出从部队抽调骨干，同时吸收一批受过教育的青年，进入公安系统工作。中央很快调来军队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，这支新队伍才逐渐具备了覆盖全国的基础。 1949年10月15日，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。罗瑞卿明确提出，公安机关要维护新生政权，打击破坏活动，建立社会秩序，并承担保卫国防和国家建设的任务。公安工作不能只靠临时应付，必须形成制度，培养一支懂政策、懂业务、能在复杂环境中办案的队伍。 他的工作方式也很有特点。每逢重要会议、群众集会和重大节日，他都要提前检查路线、会场和警戒部署。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、车辆通道、疏散安排，往往要经过反复核对。警卫干部后来回忆，罗瑞卿常常亲自走一遍路线，坐一坐首长将要使用的座椅，连汽车也要仔细查看。 这不是形式主义。建国初期局势复杂，城市秩序尚在恢复，敌特破坏和空袭威胁都不能忽视。1949年7月1日，北平先农坛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，现场一度有人把远处飞行的两只鹰误认成飞机。罗瑞卿没有立即下令疏散，而是要求再次核实，避免了不必要的混乱。 有一次，毛泽东到天桥剧场看戏。罗瑞卿接到通知时，晚饭还没有吃完，放下碗便赶往现场。他提前进入剧场，检查座位和通道，确认没有异常后才到门口迎接。毛泽东见到他，笑着说：“你又来啦！”罗瑞卿也只是笑笑，随后继续观察剧场内外。 他很少真正坐下来观看演出。只要毛泽东外出，罗瑞卿便把警卫任务当成一件必须亲自验收的工作。司机要保证车辆随时能够启动，警卫员不能离开首长视线，沿途桥梁、涵洞和道路情况都要提前掌握。长期高度紧张，也使他出现耳鸣、失眠和胃病等问题。 家人有时也会被他的工作节奏落在身后。一次群众大会结束后，郝治平因长时间等不到罗瑞卿，便乘警卫车辆跟随毛泽东车队返回中南海。毛泽东见到她，曾打趣罗瑞卿：“你这个公安部长，把夫人都搞丢了。”这句玩笑，恰好说明了罗瑞卿当时的工作状态。 1959年9月，罗瑞卿调任国防部副部长、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。9月24日，公安部举行干部会议为他送行。他在会上表示，党员应当服从组织安排。十年公安工作由此告一段落，而那套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公安组织，也已经成为新中国国家机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 特别